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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农业网 2022-10-12 05:16:29

历史地看待农机化走过的路

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面前的我国农机工业界元老鹿中民先生轻易地就让忘却了他的年龄。这位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首任理事长,中国一拖集团原董事长,谈吐自如、视野开阔。

唯一与鹿中民79岁高龄相称的,是他口中娓娓道来的那段农机化发展史,绵延厚重,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沧桑感。整个采访过程中,鹿中民反复提及一句话,“要历史地看待”。无论是谈及农机部的几番整合,还是轰轰烈烈的拖拉机厂集团化,鹿中民在坦然承认农机化曾走过弯路的同时,一再强调:“我们不能一味地责怪和抱怨,发展的道路从来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

鹿中民有过很多种身份:留学生、科研工作者、政府官员、集团董事长、协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等。每一种身份的转换,都与农机化所经历的浪潮息息相关。透过这一顶顶“帽子”,可以清晰地看到各阶段农机化面临的环境,勾勒出一段大体平稳、偶有曲折的农机化发展轨迹。

留学苏联,与拖拉机结下不解缘

1949年,鹿中民从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制造,1954年以优异成绩通过选拔考试,获得了公派留学前苏联的资格,前往前苏联哈尔科夫工学院学习拖拉机制造,从此他便与拖拉机结下了不解缘。

不久前,鹿中民在北京地铁上遇到一位俄罗斯姑娘,交谈中鹿中民提到自己曾在前苏联留学,对方大为不解:“我们那有什么好学的?”在这位姑娘看来,现在的中国要比俄罗斯先进不少,中国人实在没有必要到那儿去求学。但鹿中民坦言,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联,在拖拉机制造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无论是课程设置、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实习工厂的条件都相当优越,这让具有强烈求知欲的鹿中民欣喜不已。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前苏联明斯克拖拉机厂实习时曾经看到过一套轮式拖拉机的设计图纸,多年后天津拖拉机厂建成开工,用的正是这套图纸。“那会儿苏联真帮咱不少忙,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个工业建设项目,几乎都是苏联帮助中国完成的,第一拖拉机厂便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54和东方红-75型拖拉机,用的也是前苏联哈尔科夫的技术。客观地说,前苏联帮助中国打下了拖拉机事业的发展根基。”鹿中民这样说。

与中国不同,前苏联本科学制为五年,毕业后拿到手的也不是学士学位而是工程师资格证。1959年鹿中民从清算实验现场哈尔科夫工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拖拉机制造工程师。回国后,鹿中民被分配到农机部农业机械研究所(1962年,该所与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合并,组建成立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刚参加工作,鹿中民就赶上了国家大力推进棉田机械化的浪潮。资料记载,20世纪50年代末 60年代初,农业部为新疆军垦农场引进了50余台前苏联产的垂直摘锭式自走采棉机,但是由于没有引进相应的清花设备,这批采棉机终因籽棉含杂率太高而无法使用,这激发了中国发展棉花机械化的雄心。

年,国家科委设立专项,由中国农机院牵头组织实施,从全国抽调60多名科技精英投入到棉花机械的研制中去,鹿中民便是其中的一员。期间,国家科委还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7师车排子二场建立了我国第一座机采棉加工车间。遗憾的是,历时两年研制出的采棉机,损失率依然居高不下,未能推广应用。然而这次“集团作战”,留下了大批同时延长装备的使用寿命资料和宝贵经验,为后来开展棉花机械化研究打下了第一根桩。

采棉机的热劲刚过去,鹿中民又参与了东风-5联合收割机的设计。彼时鹿中民已是农朋花机院收获研究室副主任,负责研发“万能底盘”。所谓“万能底盘”,就是可与各类农具、谷物收获机、高秆作物收获机等机械配套的底盘。

不知不觉,时间进入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农业学大寨”运动兴起。1969年,鹿中民遵照组织安排,前往全国农业战线的红旗——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帮助当地搞农业机械化,主要是索道运输——用类似缆车的装置运送生产物资和肥料,还有就是研制灌溉设备。再后来大寨有了拖拉燃气用埋地聚乙烯管件GB 15558.2⑴995机,鹿中民就帮着培养驾驶员,给机器做检修保养。

“学大寨”的几年里,鹿中民一边跟着乡亲们战天斗地造农田,一边却坐上飞机,开始奔赴多个国家开展技术交流和考察。个中缘由还得从“文革”说起,“文革”前中国曾与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签订了农机化技术交流协议,后来由于文革爆发而被迫中断。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下,对外交流初步恢复,之前签订的协议陆续开始执行。外语水平和技术水平双优的鹿中民,自然是最佳人选。当时能够出国的人寥寥无几,“我们是文革开始后首批出国的考察团,能够容纳150人左右的波音707,就坐了我们这十来个人。全中国只有一趟国际航班,由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发出。”每次出国考察回来,鹿中民还要返回山西,继续“学大寨”,帮助那里搞农业机械化。

1972年,鹿中民被派往阿尔巴尼亚,为我国援助当地的拖拉机做技术支持。从阿尔巴尼亚回国后,他也结束了“学大寨”的日子,回到农机院科技处继续搞科研。1976年,鹿中民奉调机械工业部农机局任负责人,分管科技与外事。此后的十多年间,他先后担任农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和国家机械委员会工程农机司司长等职,成为一位颇有建树的行政官员。1991年,在“政府办协会”的热潮中,鹿中民领导成立了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并担任了协会的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1992年,国家开始提倡企业集团化,拖拉机厂是改革的一个重点。当时,包括沈阳拖拉机厂、江苏清江拖拉机厂、承德曲轴厂在内的多个企业都被并入了中国一拖集团。在这次浪潮中,鹿中民的身份再度发生变更,成为了中国一拖集团的董事长。这样一来,他和拖拉机的“姻缘”就更加牢固了。

多层次的工作体验,让鹿中民对农机化发展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这也使得他这个全国政协委员,能够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议案。他在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所提的两个重要议案,最终都获得了肯定答复,并付诸实施,对农机化尤其是农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是在中央电视台设立农业频道,这直接推动了央视农业频道(7频道)的成立。另一个议案是建议将农机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由17%下调至13%,“在此之前,机械工业部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我作为政协委员,所提议案相关部门必须在当届做出正式回应。”而国家税务总局的答复令鹿中民非常欣慰,“他们说我这个建议提得很对,同意照此执行。”

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任上,鹿中民提出的议案来源于农机,却已不仅仅限于农机。“沈阳小型拖拉机厂拖欠了朝阳市某企业数百万货款,后者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处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两家企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更让人揪心的是,这样的案例当时还不在少数,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三角债的纠葛,其处理结果都不甚理想。为此我建议法院在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多调节、少判决,尽量化解社会矛盾。这一提案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和支持。”

找宾馆,做担保,他把先进拖拉机技术请进门

在诸多经历当中,鹿中民最愿意聊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从国外引进先进拖拉机工业技术这档子事儿,“那个最有意思!”

提到菲亚特,中国的汽车用户都不陌生,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菲亚特最初与我国结缘却并不是因为汽车,而是拖拉机。而鹿中民,正是那位穿针引线的“红娘”。鹿中民回忆说,菲亚特很早就关注到了我国农机市场蕴藏的巨大潜力。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菲亚特公司的董事长便亲自来到中国洽谈合作事宜。此时的中国也迫切需要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武装农业,从而大幅提高劳动效率。1978年,中国派出了一支高规格的考察团前往欧洲,对意大利、英国、法国、丹麦等国进行考察。考察团分为a、b两组,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任a组组长,成员有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刘冰清、机械部副部长马义、河南省革委会主任王辉等。鹿中民任b组组长,这个组由6位高级工程师组成,负责技术引进。考察结束后,围绕是否要引进菲亚特,机械部内部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当时,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有人担心在这个时候把“狼”放进来,会不会引火烧身?而以鹿中民为代表的一批考察团成员,却坚持“与狼共舞”才能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关键时刻,国务院发文,表明了计划投资50亿元人民币支持项目建设的立场,“一般的项目只要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即可,只有少数大型的、需要多个部委协同作战的项目才会由国务院发文。这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拖拉机技术引进的重视。”

除了拖拉机,相关的工艺和设备也在引进之列,“咱们拖拉机的密封性不好,总漏油,就从日本引进密封件制造技术,放在青岛;离合器摩擦片项目放在烟台,马达项目放在开封。”忆及那段岁月,鹿中民悠然神往,“还真是做了些事情。”

菲亚特对此次合作极为重视,专程派代表来京筹建中国须花藤办事处,没想到却给鹿中民添了不少“麻烦”,“当时北京的饭店非常少,屈指可数,外国人前来入住,更是稀罕。菲亚特的代表最初住在民族文化宫西配楼,后来搬到三里屯。住宿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到公安机关登记时,又被要求提供担保。给外国人做担保,这在当时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鹿中民却毫不在意,毅然给菲亚特驻京办事处做了担保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出现在北京的洋面孔越来越多,而首都的服务接待能力严重不足,鹿中民所在的农机部外事局干脆派人驻扎在酒店,专门为外宾联系住宿,即便如此,也难保万全,有时候外宾来了还是没地方住。

“那时候中国的国门刚刚敞开,很多方面都不完善。住宿只是一个缩影,技术上的、管理理念上的差距才是根本性的。所以我们必须与国外优秀企业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知道我们的短板到底在哪里,如何才能弥补。”

1979年,鹿中民再次带队前往美国,考察当地的拖拉机技术。在考察了约翰迪尔约翰迪尔(窄叶石楠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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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斯、福特、万国等4家国际知名企业后,最终决定引进约翰迪尔的技术,将160马力以上的大马力拖拉机项目放在沈阳拖拉机厂,中马力落户天津,小马力则安排在长春拖拉机厂,由此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技术布局。

由于种种原因,菲亚特和约翰迪尔两个项目未能完全按照预期方案执行下去,但是作为中国拖拉机对外合作迈出的第一步,这两个项目的引进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正如鹿中民所言,“拖拉机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直到今天,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拖拉机制造水平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我们的事业也正是在认清差距、寻找差距、缩短差距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没有今天我国的拖拉机研制水平。”

一口吃不出个胖子,农机化发展要循序渐进

虽说鹿中民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机,但他并不认为农机化事业做得越大越好、势头越猛越好,“一口吃不出个胖子,农机化发展要循序渐进”,鹿中民如是说。

鹿中民的这一观点来自于他的切身感受,“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家非常重视农业机械化,这原本是好事,可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走了不少弯路。”据鹿中民介绍,1959年成立的农机部,职能范围非常之广,除了农业机械,还涵盖了五小工业(小煤窑、小水泥、小玻璃、小炼油、小钢铁)、内燃机等产业,但凡和农业、农村沾点边的工业,几乎都被划归到了农机部管辖。对此,鹿中民认为,国家重视农业机械化是好事,但政府部门迟迟找不准位置却不利于农机化的发展,所幸的是,经历了十多年的摸索,农机部门的职权和管理范围终于有了清晰的界定,农机化也由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坦途。

农机工业的发展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各地兴起农机工业建设热潮,要求每个省都要有拖拉机厂,也不考虑当地是否需要,厂子建成后如何运转等现实问题。“1976年,我刚到机械工业部工作,在讨论是否要在石家庄建立一个拖拉机厂时,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一位领导说了一句话,最能代表当时大家的心态,‘别的省都有拖拉机厂,我们河北怎么可以没有?’这样的建厂目的是多么盲目啊。”鹿中民透露,1976年自己还差点被派到西藏去,任务也是筹建拖拉机厂,“别说在那个年代,即便是今天,西藏是否适宜办拖拉机厂都是一个需要认真研讨的问题。可在当时,就是一个字,‘办’。”

按照国家的规划,1977年拖拉机的目标产量是9万台,而当年的汽车目标产量却只有16万台,“直到今天,我国的大中型拖拉机产量也不过十几万台,小型拖拉机产量大一些,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用于田间作业,而是用于道路运输。可是你看看现在汽车的产销量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所以说,当年拖拉机和汽车的目标产值是严重失衡的。片面发展农机化,却忽视整个国囊谦报春民经济的运行,这样不好。”鹿中民分析说。

回首往昔,鹿中民语重心长地说:“这些事例表明,我们在发展农机化的过程中,并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们也会做错事、也会走弯路。走弯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这段历史,这会让我们走更多的弯路。现在我国的农机化发展得很好,农机工业也在一步步壮大,正是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结果,要格外珍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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